创造者的鉴赏力

哥白尼对天动说美学上的反对是他拒绝托勒密体系的重要原因…
— Thomas Kuhn, The Copernican Revolution

在 Kelly Johnson 的训练之下，我们狂热地坚信他的主张：一架看上去很美的飞机飞得也会同样的美。
— Ben Rich, Skunk Works

美是第一道检验：世上没有永久的地方容纳丑陋的数学。
— G. H. Hardy, A Mathematician’s Apology

我最近与一位在 MIT 任教的朋友聊天。他的领域现在很热门，来自即将成为研究生的申请表每年都潮水般地涌向他。“他们中的大多数看上去都很聪明，”他说。“我不能确定的是他们是否有鉴赏力。”

鉴赏力。你现在不常听到这个词了。不过我们仍然需要其中的概念，不管人们叫它什么。我朋友的意思是，他希望学生不仅是好的技术人员，而且会用他们的技术知识设计出美好的事物。

数学家称出色的工作是“美的”，就象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科学家、工程师、音乐家、建筑师、设计师、作家和画家用“美”来形容作品一样。他们使用同一个形容词，是一种巧合，还是他们所说的有某种含义上的重合？如果有重合，我们能否利用一个领域里关于美的发现，去找到另一个领域（的美）？

对于我们设计者来说，这些不仅是理论问题。如果的确有叫做美的东西，我们必须能够认识它。我们需要好的鉴赏力来做出好的事物。与其视美为空洞的抽象物，我们不如把它看成一个实际的问题：你如何做出好的物品？

如果你现在提起鉴赏力，许多人会告诉你“鉴赏力是主观的”。他们实际上是这样感觉的，所以他们这样认为。当他们喜欢某样东西的时候，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可能是因为它美，也可能是他们的妈妈有同样的东西，或者是在杂志上看到某个电影明星有同样的东西，或者他们知道这东西很昂贵。他们的思维处于未经权衡的随心所欲的混乱状态。

大多数人从小就被鼓励让这种随心所欲处在未经权衡的状态下。如果你取笑你的弟弟在图画书上把人的皮肤涂成绿色，你妈妈可能会说“你喜欢你的方式，他喜欢他的方式”之类的话。

你妈妈这时并不是想教你重要的美学理论，，她只不过想让你俩停止斗嘴。

就象成人告诉我们的许多半真半假的事一样，这件事与他们说的其它的事矛盾。再三地跟你说了“鉴赏力只不过是个人的喜好”之后，他们带你去了博物馆，并告诉你，你得用点心，因为达芬奇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

这时闪过孩子脑海里的是什么？他会认为“伟大的艺术家”是什么意思呢？经过多年的“每个人喜欢用他自己的方式做事”的灌输之后，他不太可能直接得出结论：所谓伟大的艺术家，就是他的作品要比别人的好。在他托勒密式的宇宙观里，更可能的结论是：伟大的艺术家是对你有好处的，就象书上说椰菜对人的身体有好处一样。

说鉴赏力是个人喜好是避免争论的好办法。问题是，它不是真的。当你开始设计事物时，你会感觉到这点。

无论人们做什么工作，他们自然地想做得好些。足球队员想赢得比赛，CEO 想增加收入。在工作中做得更好，使人感到愉快和骄傲。不过如果你的工作是设计，而且其中没有美这码事，那么就没有办法把工作做得更好。如果鉴赏力仅是个人喜好，那每个人都是完美的：你无论喜欢什么都行，不必多说了。

就象任何一项工作，当你持续地设计物体，你会得到更好的效果。你的鉴赏力会改变。而且就象任何在工作中越做越好的人一样，你知道你也在进步。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原来的鉴赏力不仅和现在不同，而且比现在的坏。让鉴赏力不会有错的公理见鬼去吧。

现在盛行的相对主义可能会妨碍你对鉴赏力的思考，即使你自己的鉴赏力正在发展。但是如果你面对现实并承认，至少对你而言，存在着好的设计和坏的设计，然后你可以开始仔细研究好的设计。你的鉴赏力是如何改变的？当你犯错误的时候，想想什么使你犯这个错误？其他人从设计中学到了什么？

你一旦开始思索这些问题，就会惊讶地发现美的观念在多少不同的领域是相通的。同样的完美设计的原则一遍又一遍地出现在人们的面前。

好的设计是简单的。从数学到绘画，你都能听到它，在数学里它意味着一个较短的证明往往较好。特别是公理，越少越好。在程序设计领域，也是同样的道理。对建筑师和设计者来说，这意味着美应该依赖于一些精心选择的结构性的元素，而不是过多的表面装饰。（装饰本身并不坏，坏在被用来掩饰平淡的实体。）类似地，在绘画领域，经过仔细观察和扎实临摹的静物画往往比一幅浮华但没头脑的画（比如带花边的衣领）更令人感兴趣。在写作领域，它意味着简洁地说出你想说的。

当你被迫做得简单，说明你正在面对实际的问题。如果你不能放弃装饰，你就得放弃本质。

好的设计是永恒的。数学里的每个证明都是永久的，除非它有错误。那哈代说“世上没有永久的地方容纳丑陋的数学？是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和 Kelly Johnson 的一样：丑陋的东西不可能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一定有更好的办法，最终有人会发现它。

以永恒为目标是发现最佳答案的一个方法：如果你能想象到别人能超过你，你还是自己来吧。一些最伟大的大师在这方面做得如此之好，几乎没给后来者留下多少空间。丢勒之后的雕刻师不得不生活在他的阴影下。

奇怪的是，如果你想做出吸引将来的人类的事物，一种方法是设法吸引过去的人类。很难猜测将来会怎样，但我们可以肯定，将来会象过去一样，不会关心现在的时尚。因此如果你能做出吸引当代的人和 1500 年的人的东西，极有可能它 会吸引 2500 年的人类。

好的设计解决正确的问题。典型的（烹饪用的）炉子有四个出火口，形成一个正方形，各有一个开关控制它们。你如何安排这些开关？最简单的答案是把它们排成一行。但这是答非所问。开关是给人用的，如果你把它们排成一行，不幸的厨师不得不每次都停下来思考一下哪个开关是控制哪个出火口的。更好的办法是象出火口那样安排成一个正方形。

许多坏的设计是勤勉的，但是被误导了。二十世纪中叶有一股使用无衬线（sans-serif）字体的风气。这些字体的确更接近纯粹的基本的字形。但这不是你在文本里要解决的问题。字母能被容易地认出是更重要的事情。虽然象是维多利亚时代的风格，但 Times Roman 的小写字母 g 很容易与小写字母 y 区分。

问题可以解决也可以改进。在软件领域，一个难以对付的问题通常可以被一个等价的较易解决的问题代替。物理学因为要解决的问题变为预测可观察事物的行为，而不是把它与经典著作调和起来，而发展得更快了。

好的设计是有启发性的。简奥斯汀的小说几乎没有描写，不是告诉你每样事物是什么样子的，她讲故事如此之好以至于你可以自己想象出场景。类似地，有启发的画通常比合盘托出的画更有吸引力。每个看过蒙娜丽莎的人都有他自己的关于她的故事。

此原则在建筑或设计界的体现是，建筑物或物体应该让你自如地使用：比如说一幢好的建筑物，能充当这样一个背景，让住在此处的人过任何他们想过的生活，而不是生活起居就象在执行建筑师的程序。

在软件领域，它意味着你应该给用户一些基本的元素，它们可以象拼装玩具一样自由地组合。在数学里，它意味着一个能成为许多新工作的基础的证明比一个因难但不能引出什么新发现的证明更可取。在科学领域，一般来说，（被别人）引用的多少是自身价值的粗略指标。

好的设计常常有点滑稽。这点并不总是正确。 但丢勒（Durer）的雕刻，沙里宁（Saarinen）的 womb char、pantheon，以及最初的保时捷 911 在我看来都有点儿滑稽。哥德尔的不完全定理就象一个恶作剧。

我想这是因为幽默与力量有关吧。有幽默感就有力量：保持幽默感就是对不幸一笑了之，而失去幽默感就会被它伤害。因此力量的标志，或至少是特长，是不要把事情看得太严重。自信会你显得对全过程采取一种轻松的态度。就象希区柯克（Hitchcock）在他的电影中，勃鲁盖尔（Brueghel）在他的绘画中，莎士比亚（Shakespeare）在他的戏剧中所表现的一样。

好的设计不必表现得滑稽，但很难想象没有幽默感的东西会是好的设计。

好的设计是困难的。看一下有过伟大成就的人物，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曾经努力地工作。如果你不努力，可能你在浪费时间。

困难的问题需要巨大的努力。困难的数学证明需要天才的解答，而且它往往是令人着迷的。工程界也是这样。

你爬山的时候会把所有不必要的东西从背包里拿出来。同样一个要在困难的地点，或只有很小的预算的条件下造房的建筑师，会发现他必须做出优雅的设计。流行和浮华的东西只能被撇在一边了。

并不是所有的努力都是好的。苦痛也有优劣之分。你希望那种飞奔起来的痛，而不是站在钉子上的痛，困难的问题可能对设计师有好处，而刁难的顾客和不可靠的原料可没什么好处。

传统上美术领域的最高位置留给了人物画。传统是有原因的，不是因为人物画在我们头脑里留下印象，而其它画种没有。我们是如此善于观察人脸，迫使画脸的人不懈努力使我们感到满意。如果你画树的时候把树枝画偏了五度，没人会发现。如果你把人眼画偏了五度，人人都会注意到。

当 Bauhaus 学派采纳 Sullivan 的“形式跟随功能”的时候，他们指的是，形式应该跟随功能¹。而且如果功能足够困难，形式也必须跟随，因为没有出错的余地。野生动物是美丽的，因为它们有艰苦的生活。

好的设计看上去很容易。就象优秀的运动员，伟大的设计者使人觉得设计很容易。通常这是一种表象。经过好几遍的修改，才会有读起来朗朗上口的文章。

在科技界，一些最伟大的发现看上去是如此简单，你会对自己说，我也想得到。发现者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哪你为什么没有（想到）呢？

达芬奇的一些头像画仅寥寥数笔。你注视着这些画，心里暗想，你所要做的只是把这八九条线画到正确的位置，然后一幅杰作就产生了。是的，但你必须把它们画到恰好正确的位置。一点儿偏差就会让整幅画失败。

线条画要求近乎完美，因此事实上它是最难的视觉媒体。用数学的术语说，它是封闭的解。不那么优秀的艺术家用逐渐逼近的方法解决同样的问题。十岁左右的孩子放弃绘画的一个原因是，他们决心象大人一样画画，而且第一次就尝试画一张人脸。当头一棒！

在许多领域，容易是和练习联系在一起的。也许练习训练你用潜意识来完成得用意识来完成的任务。在一些情况下，你精确地训练你的身体。专业钢琴家按键快于大脑传给手的信号。经过一段时间训练的画家，可以把视觉感知从眼传到手，尤如条件反射。

当说一个人“进入化境”时，我认为他们是指脊髓控制了身体，脊髓少些犹豫，而且解放了意识，让它思考更难的问题。

好的设计使用对称。我认为对称可能只是取得简单性的途径之一，但它很重要，值得单独提出来。自然界大量地应用它，这是一个好迹象。

有两类对称：重复和递归。递归是指在亚层次上重复，就象树叶的脉络。

对称在一些领域里不流行了，作为对以前过多使用的反弹。建筑师在维多利亚时代开始有意识地使用不对称，到了 1920 年代，不对称成为现代主义建筑的明确前提。但即使是这类建筑也只是在中轴线上不对称，还有许多小的地方是对称的。

在写作中各个层次上都有对称，从句子中的词组到小说的结构。音乐和绘画也是如此。由相同颗粒组成的马赛克画（和某些塞尚的画）有特别的视觉冲击力。组合而成的对称产生了一些最难忘的作品：亚当的诞生和美洲哥特式教堂。

在数学和工程里递归特别有用。归纳法惊人地简洁。能够用递归解决的软件问题几乎肯定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埃菲尔铁塔引人注意的部分原因是它是递归的：一个塔叠着一个塔。

对称，尤其是重复的危险在于，它可能会代替思考。

好的设计模仿自然。与其说模仿自然有本质上的好处，还不如说大自然已经花了亿万年的时间探索问题的解决方案。如果你的答案模仿了自然，那是个好迹象。

复制并不是作弊。没人会否认故事应该象生活。从生活中找到灵感也是绘画的法宝，虽然它的任务经常被误解。目标是不要简单地作个记录，要点是它给你某些值得玩味的东西：当你的目光注视着一个物体，你的手会做出更有趣的工作。

效法自然在工程领域也是起作用的。船很久以来就有脊骨和加强筋，好象动物的胸腔。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不得不等待更好的技术出现：早期的飞机设计者错误地把飞机设计成鸟的样子，但是他们没有足够轻的材料或动力（莱特兄弟的引擎重 152 磅，却只有 12 马力的输出。），也没有精巧的导航系统使得机器象鸟一样飞翔。不过我预测小型的能象鸟一样飞行的无人驾驶飞机会在五十年内出现。

既然有了强大的计算能力，我们不但可以模仿大自然的结果，也可以模拟大自然的方法。基因算法能让我们创造出因为太复杂而在通常条件下设计不出的东西。

好的设计是再设计。第一次就把事情做对的可能性是很小的。专家料到会扔掉一些初期的作品，他们为计划的改变作了计划。

把作品扔掉需要自信。你必须这样想，会有更多的成果出现。举个例子，人们刚开始学画的时候，不情愿重画那些不好的地方。他们觉得做到这步已经很幸运了，如果重做的话，可能会更糟。于是他们说服自己这画还没有那么糟，真的，事实上，也许就该这么画。

（这样说服自己）真是危险；为了培养一种不满足的精神而犯错会更好。达芬奇的素描里，经常是五六次尝试才能画出一条线的准确位置。与众不同的保时捷 911 的背后，是笨拙的原型。Wright 原先的 Guggenheim 的设计里，右半部是个金字塔形的建筑（ziggurat），他把它倒转成现在的模样。

犯错是正常的。不要把错误视为灾难，而要把它们弄得容易证实和修复。达芬奇或多或少发明了素描，使得画画能够承受更多的负荷和探索。开发源代码的软件错误少些，因为它承认犯错误的可能性。

如果介质能使改变变得容易，是有帮助的。油画颜料在十五世纪取代蛋彩的时候，画家开始能够处理一些诸如人像画等困难的题材，因为不象蛋彩，油画颜料可以混合和覆盖。

好的设计可以复制。对复制的态度通常会走一条弯路。新手还没有了解就开始模仿；然后他有意识地试图原创；最后，他认识到正确比原创更重要。

无知的模仿几乎就是坏设计的秘方。如果你不知道你的想法从哪里来，你可能在模仿一个模仿者。拉斐尔风格在十九世纪中期是如此流行，以至于每个学画的人都要模仿他，甚至是模仿的模仿。正是这种风气，而不是拉斐尔本人的作品，惹恼了拉斐尔前派艺术家。

有雄心的人不满足于模仿。鉴赏力成长的第二阶段是有意识地以原创为目标。

我认为最伟大的大师们有一种忘我的精神。他们一心想得到正确的答案，因此如果正确答案的某些部分已经被人发现了，那么没有理由不用它。他们有足够的自信从别人那儿汲取养料，而不担心在此过程中失去自己的观念。

好的设计通常是奇特的。一些最杰出的作品有不可思议的品质：欧拉公式、勃鲁盖尔（Brueghel）的雪中猎人、SR-7、Lisp。它们不仅是美的，而且是奇异地美。

我不知道原因。可能是我自己愚昧无知。开罐器对狗来说一定也是不可思议的。如果我足够聪明的话，会觉得 e^i*pi = -1 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事情。不论如何，此公式肯定是真理。

我在本文里提到的大多数品质是可以培养的，但我不认为奇异性可以培养。你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是有这个苗头的时候，不要去压制它。爱因斯坦没有试图把相对论弄得奇特。他试图找出真理，而这真理显得很奇特。

唯一值得拥有的风格是你不能刻意追求的那种。对奇异性来说，尤其是这样。没有捷径可走。风格主义派（Mannerists）、浪漫派（Romantics）和两代美国高中生苦苦寻找的西北航路是不存在的。到达它（奇异性）的唯一办法是经受好的（设计），然后从另一头出来。

好的设计成批出现。十五世纪佛罗伦萨的居民包括：布鲁内勒斯基（Brunelleschi）、吉尔伯提（Ghiberti）、多纳泰罗（Donatello）、马萨其奥（Masaccio）、菲利波·利比（Filippo Lippi）、弗拉·安吉利科（Fra Angelico）、维洛及欧（Verrocchio）、波提切利（Botticelli）、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和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米兰当时和佛罗伦萨一样大，你能说出多少米兰艺术家？

十五世纪的佛罗伦萨发生了一些事情，而且它是不可遗传的，因为现在不发生了。你必须假定无论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有什么先天的因素，米兰人也应该有。可以米兰的达芬奇呢？

美国现在的人口大约是十五世纪佛罗伦萨的一千倍。一千个达芬奇和一千个米开朗基罗生活在我们中间。如果仅由 DNA 支配一切，我们天天会碰到艺术杰作。我们没有，原因是你要创造达芬奇，不仅需要他天生的能力，还要1450年的佛罗伦萨。

没有什么比一群有才能的人在相关问题上进行探索更强大的了。比较起来，基因无足轻重：具有达芬奇的基因不足以补偿住得离米兰近而离佛罗伦萨远。现代人迁移得更多了，但伟大的作品仍然不成比例地来自几个热点地区：鲍豪斯（Bauhaus）、曼哈顿计划、纽约客、洛克希德的 Skunk Works、施乐的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Xerox Parc）。

在任何时候，只有有限的课题和有限的做出伟大工作的小组。如果你离这些中心太远，就几乎不可能有出色的工作。你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顺应或反对这种趋势，但你不能脱离它。（也许你能，但米兰的达芬奇没有成功。）

好的设计通常是大胆的。历史上的每个时期，人们都会相信一些荒谬的东西，而且是如此坚定，你得冒着被排斥甚至暴力的风险说出不同的意见。

如果我们的时代有不同的话，真是太好了。就我目前的观察，还没有。

这个问题不仅折磨着每个时代，而且某种程度上折磨着每个领域。许多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在那个时代长期被认为是可怕的：根据 Vasari 的说法，Botticelli 忏悔并放弃了绘画，Fra Bartolommeo 和 Lorenzo di Credi actually 居然烧掉了部分作品。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令许多同时代的物理学家感到不快，几十年来没有被完全接受，在法国，直到 1950 年代。

今天的实验性的错误是明天的理论。如果你想发现伟大的新事物，不该对传统智慧和理论不太涉及到的地方视而不见，而要特别地注意它们。

作为特例，我认为看见丑陋要比想象出美丽容易。大多数创造出美丽事物的人是通过修改他们觉得丑陋的地方来达到目标的。伟大的作品往往是这样产生的：某人看到某物并想，我可以做得比这好。乔托（Giotto）看到传统的按公式刻画出来的圣母像让几个世纪的人们感到满意，但他却觉得看上去笨拙和不自然。哥白尼为一个同时代人普遍接受的理论深深苦恼，觉得一定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不能忍受丑陋还不够。在发展出知道哪儿需要修改的嗅觉之前，你得对该领域非常理解。你得埋头苦干。你成为专家之后，你会听到内心的声音：What a hack！一定会有更好的办法。不要忽略这种声音，培养它们。伟大作品的秘决是：非常准确的鉴赏力加上能使它满足的能力。